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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南京市某房产局局长谢某贪污、受贿、单位受贿罪案

浏览数量:83     作者:本站编辑     发布时间: 2019-03-15      来源:本站

一、案件简介

本案被告人原任南京市某房产局局长,《起诉意见书》认定其构成贪污、受贿、单位受贿罪,曾被评为南京市年度十大反贪案件,《扬子晚报》等媒体对本案曾予以详细报道。经辩护后(  刘绍奎律师),贪污罪、单位受贿罪被认定不能成立。

二、案情简介

起诉书认为,谢某在担任南京市东城区水利局长、房产局长期间, 利用主管单位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在承建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人民币共计299780元。具体情况如下:

1、谢某在担任东城区房产局局长期间,利用主管下属南京市东城区危旧房改造开发公司的职务便利,为江苏省某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承建部分工程业务提供帮助。2007年春节前,收受该公司负责人陈平所送人民币150000元。

2、谢某在担任南京市东城区水利局局长、房产局局长期间,利用主管单位及下属单位工程建设的职务便利,为南京万山水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一分公司承某程事项提供帮助,收受该分公司经理杨青所送人民币105180元。其中,于2005年下半年其子结婚时,收受该公司经理杨青以其本人和公司总经理丁平名义所送人民币5180元;于2007年1月的某天,收受杨青所送人民币100000元。

3、谢某在担任东城区水利局局长期间,利用主管单位水利工程建设的职务便利,在南京万山水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一分公司承建水利上给予关照,收受该分公司项目经理潘宇所送人民币44600元。其中2005年,收受潘宇所送人民币38000元;2005年下半年其子结婚时,收受潘宇所送人民币6600元。

三、辩护词摘要

我们受本案被告人谢某家属的委托,出庭为谢某被控受贿罪进行辩护。根据我们庭前的调查、认真听取谢某本人对本案的介绍和自我辩解,分析控方《起诉书》和指控证据,分析相关法律规定的要件及本案的案情,再经过今天的公开开庭的庭审质证,我们认为本案指控被告构成受贿罪的相关证据存在诸多疑点,这些疑点无法得到合理排除。在上述前提下,辩护人认为指控谢某构成受贿罪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主要内容如下:

(一)指控被告人收受陈平15万元钱款证据不足。

1、被告人从未为陈平所在的江苏海北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下称海北公司)承建李家村工程提供帮助,没有为海北公司谋取利益。

与海北公司承建李家村工程事实相关的主要证据与陈平、韩露和被告人相关,但此三人均无法证明被告人为海北公司承建李家村工程提供过帮助或者为海北公司协调过关系;相反,此三人的证言完全可以证明被告人从未为海北公司承建李家村工程提供过帮助。根据韩露的证言,由于总包方南京某集团对李家村项目施工进度太慢,韩露提出将车库的土方工程给第三方施工,被告人提出由北山公司和万山公司施工,根本没有提到陈平所在的公司。在北山公司嫌工程太小不愿意做之后,韩露提出由陈平所在公司施工,而韩露提出的原因在于其已经收受了陈平的20万元贿赂(卷3P160)。对于韩露的提议,被告人没有明确同意,而且也没有直接打过招呼。韩露明确证实:“在我的记忆中,谢某好像没有为陈平做工程的事情直接向我提过要求或打过招呼,但是在我向谢某提出来陈平是否可以参加土石方工程时,谢某没有否定,而根据谢某的工作习惯,如果他否定或者不同意,会立刻否定我的意见。”由此看出,安排陈平所在的公司承建二号车库土石方工程是韩露个人的行为(韩露的主观推断不能证明被告人存在为陈平谋利益的主观故意),是因为其自己收受了陈平20万余元的好处。在被告人未有为海北公司谋取利益的情况下,陈平没有理由送给被告人15万元钱款。

2、与陈平涉案事实相关的证据材料,存在虚假的情况。

被告人曾在侦查阶段反映,陈平曾于2006年国庆节前后,托东城区人大副主任赵明请被告人在“富城会”酒店吃饭(当时在场还有韩露、被告人的原驾驶员等)。但被告人后来说明,这个事实是他记忆错误,根本不存在一起吃饭的事。对于这一事实,辩护人对赵明、被告人驾驶员进行核实,赵明证实,从未一起在“富城会”酒店吃过饭,韩露在笔录中亦证明从未有和被告人、陈平一起吃过饭。但对于这一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在陈平的笔录中却“真实、清晰”地反映出来,而且能够与被告人供述错误的内容完全相一致,显然与客观事实明确不符。这一细节虽然不能直接证明被告人没有收受陈平15万元钱款,但可以从一定层面上反映出其他相关证据材料存在错误的可能性。

3、被告人与陈平之间私人关系一般,认识时间较短,陈平不可能在此前提下送被告人15万元钱款,被告人也不敢收受。

根据相关证据,从被告人与陈平认识至陈平送钱给被告人,中间相隔不过7、8个月左右的时间,彼此之间根本不熟悉,被告人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收受陈平的15万元钱。而且被告人与陈平关系很一般,对此我们可以从被告人父亲去世、孙子出生时,陈平根本未到场表示心意的事实得到印证。特别是有一次,陈平在没有敲门的情况下就走进被告人的办公室,被被告人批评了一顿,被告人为此在心理上对陈平很反感,在此情形下,被告人更不可能收受陈平的15万元钱款。

4、陈平所送的15万元钱来源不清,未经查实。

虽然陈平在其证言中表明所送的15万元钱是从相关拆除款中获得,但对于该15万元的来源,除陈平本人的证言以外,未有其他任何证据予以辅助证明,故关于该15万元钱款来源的证据显然不足。尤其是在被告人明确否认收受陈平15万元钱且本案存在大量疑点的情况下,查实陈平15万元钱款的来源极为重要。在未有查实的情况下,结合前述疑点,我们认为指控被告人收受陈平15万元钱款证据不足。

(二)指控被告人收受杨青10万元钱款证据不足。

1、南京万山水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一分公司(下称万山公司一分公司)是由潘宇承包经营(潘宇在笔录中明确说明,见卷3P4;杨青亦在自述材料中说明,见卷3P59)。尤其是杨青的自述,其说明“潘宇的项目因我公司在1998年以来一直采用承包模式,所以基本上都是按照公司的承包模式承包施工的,平时我们分公司只对他进行面上的管理:如工程质量、进度、安全监督、财务手续是否齐全、票据是否符合税务部门规定、职工是否按照公司规定等,所以我并不知道他这些工程的支出情况,我只需要把他的工程管理费收齐,按照公司规定管理它”。可见,虽然杨青是万山公司一分公司的经理,但真正的承包人是潘宇。在潘宇为承包人的情况下,杨青根本无权动用万山公司一分公司的钱款,因此杨青从万山公司一分公司拿出10万元钱款给被告人不符合实际情况。

2、李家村项目三号车库等工程是由赵水生个人承包经营,万山公司提取的管理费约为10余万元,不可能送给被告人10万元。

根据地杨青的说明,万山公司一分公司承接到李家村三号车库等工程后,安排戚某的工程队承包施工(但书证反映出的却是赵水生施工),公司仅收取3-4%的管理费(质量好的工程收取3%)。三号车库及其他工程的总造价约为600万元,按此计算公司收取的工程管理费约为18万元(尚未扣除公司因此支出的相关开支,如工资、办公费用等)。如果将其中的10万元送给被告人,万山公司已经利润很少,因此送给被告人10万元钱不符合常理、不符合实际情况。

3、被告人从未为杨青所在的海北公司承建李家村工程等提供帮助,没有为万山公司一分公司谋取利益。

万山公司一分公司之所以能够承接到李家村项目三号车库土石方等相关工程,是因为东城区房产下属的东城区危旧房改造公司(下称危旧房公司),在2006年4、5月份资金短缺时,曾向南京万山公司借款500万元,危旧房公司经理韩露为感谢南京万山公司在资金上的支持(杨青对此事实予以证明,见卷3P55;韩露证言:卷3P161),通过与南京某有限公司南京公司协调,将李家村项目三号车库土石方工程等分包给杨青所在的万山公司一分公司承建,并将危旧房公司项下的其他工程委托给万山公司一分公司承建。对于该起事实,韩露的证言十分清楚:“南京北山公司嫌工程小,不愿意来做,我要求陈平自己找南京某集团的人谈二号车库和幼儿园工程转让的事情……另外,我让万山水利公司的杨青找南京某集团的徐总谈转让工程的事情”。韩露在卷3P166中也证明:“丁总表示‘不要利息,以后合作合作,做点工程就行了’,我说‘领导同意,我们照办’”。危旧房公司人员程铭的证言同样可以证明(补充卷一P3-4):“韩露明确安排我与南京万山公司杨青,韩露明确告诉我3号车库准备给万山公司。根据韩露的安排,我带万山公司的人员到南京某集团现场项目部,明确向其负责人陈大明提出将3号车库转交给万山公司承建”。从前述事实可以看出,万山公司承建危旧房公司发包的相关工程,均是由危旧房公司经理韩露协调、操作完成,被告人对此具体过程不清楚。被告人不存在为万山公司一分公司揽业务、谋利益的事实,杨青没有理由送10万元钱给被告人。

4、杨青所送的10万元钱款来源不清,应进一步查实。

虽然杨青证实,送给被告人的10万元钱款,是其要求会计吕平从公司财务上支取的。但对于公司的财务账簿,未有查实。在正常情况下,公司一般不可能存有10万元的现金,吕某直接从财务上提取10万元钱不符合常理。尤其是在被告人明确否认收受杨青10万元钱且本案存在大量疑点的情况下,应当查实万山公司一分公司的财务记录情况,查证公司当时是否可能存有10余万元的现金。在未有查实的情况下,结合前述疑点,我们认为指控被告人收受杨青10万元钱款证据不足。

(三)指控被告人收受潘宇38000元证据不足。

从证据材料上来看,被告人没有明确承认收到潘宇38000元钱款,其一贯承认的收到数额是4到5万元(有时供述为4万元),在被告人的供述中不存在38000元这个数额,这与潘宇证实的所送38000元这个数额,在长时间内对应不起来,无法达成一致并形成证据锁链。而且,对于是否收受潘宇38000元钱的问题,被告人在批捕后至今一再强调,其与潘宇之间不存在该种性质的经济往来,也没有利益上的关系,潘宇没有理由送钱给被告人。

(四)杨青、潘宇在被告人儿子结婚时分别所送的5180元、6600元,为正常的人情往来,不属于受贿

杨青、潘宇与被告人认识时间较长,在被告人儿子结婚时,分别送了5180元和6600元礼金属于人之常情。被告人为此还特别将礼金单打印出来,做到心中有数,作为事后还份子的依据,被告人不存在受贿的主观故意,礼金单可以进一步说明礼金属于正常的人情往来。从潘宇送钱时的想法看,其也不是为了行贿,如其在卷3P17中提到:“综述上面所提的两件事情,在以前我一直都是认为是人情事故,人情往来,只不过是礼节重了一点。从本次事件来看,通过教育,深深地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人情往来不能过重,这样做只会败坏社会风气,引致不正之风,今后坚决不会这样做了”。由此看出,潘宇在被告人儿子结婚时送礼金也不是为了行贿,其当时也认为是人情往来,不具有行贿的主观故意。再者,即使杨青、潘宇此时存在行贿的目的,但不代表被告人具有受贿的故意,认定被告人因此构成受贿罪不具备相应的犯罪构成要件。

(五)认定被告人构成受贿中存在的其他问题。

1、本案的关键证人均未出庭作证,严重违反相关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第1款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作为本案的关键证人陈平、杨青和潘宇,对于查清本案事实具有直接决定性作用,为此我们已经向法院提出申请他们出庭作证。我们认为,在陈平等关键证人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仅以书面的证人证言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在关键证人不到庭的情况下,指控被告人构成受贿罪证据不足。在此我们再次恳请合议庭能够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合议庭、公诉人及辩护人的询问。

2、本案侦查阶段在诉讼程序上存在违法情形

(1)违法对被告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侦查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监视居住的执行地点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被监视居住人在本地的固定住所;二是监视居住人在本地没有固定住所的,检察机关为其指定的居所”;“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对被监视居住人的行动加以监视”。被告人在南京有固定住所的情况下,侦查机关仍然将其移至其他办案场所进行监视居住,明显违反相关规定。在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后,未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同时还违反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等相关规定。

(2)对证人取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43条第1款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第97条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证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但是必须出示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本案中的关键证人杨青等证人,接受询问的地点在侦查机关的办案场所,接受询问的时间有时在深夜。这些情况不能保证证人能够客观、真实、公正地提供证人证言,且严重影响了证人如实作证的能力。对于这些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

(3)被告人在侦查阶段未能依法及时获得法律帮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或走私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本案中,被告人的家属在立案之初,即委托律师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律师亦及时向侦查机关提出会见申请,但侦查机关一直拖到数月之久才安排律师会见,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法定权利,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影响本案的公正性。

3、公诉机关未能排除被告人的合理控告。

根据被告人的当庭陈述,虽然其曾在侦查阶段数次供述收过陈平等人钱款的事实,但这些供述均形成于监视居住期间。被告人提出其在此期间长时间得不到休息,一度精神崩溃,关于收受他人贿赂的供述不是其真实意思,是为了应付侦查机关而编造出来的,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存在诱导的情形。其当时的想法是:一是担心家人被侦查机关“弄进去询问”;二是认为反正是编造出来的,假的真不了。后来被告人认识到编造虚假事实的严重性,从监视居住后期到目前为止,对自己先前供述的事实全面否认。对于前述情况,我们从被告人的前后供述可以看出。被告人在监视居住初期供述收受贿赂的数额达200多万元,但这200多万元经查证后绝大多数均无法得到证实,起诉的数额仅为20余万元。这完全可以说明,被告人的供述绝大多数均是编造的,被告人极有可能存在编造本案事实情况的可能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第七条规定:“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建议法庭延期审理”。本案中,被告人已经就其供述形成的非法过程向法庭当庭说明,并向法庭提供了相应线索。公诉机关有义务按照法律规定对被告人的控告予以排除。但到目前为止,公诉机关仍然未能给予合法排除。在此情况下,根据第11条规定:“ 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综合以上内容,我们认为在上述疑点无法得到合理排除的情况下,认定被告人构成受贿罪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以上意见请合议庭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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