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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石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虚报注册资本罪案

浏览数量:4     作者:本站编辑     发布时间: 2019-03-15      来源:本站

  一、案件简介

石某原担任南京市某化工商贸城项目公司(时为中国最大的化工交易平台)董事长,在侦查阶段因涉嫌构成挪用资金、职务侵占、虚报注册资本罪被立案侦查,《瞭望东方周刊》等媒体对本案曾予以详细报道。经辩护后,挪用资金罪、侵占罪被认定不能成立,被告人被判处缓刑。

二、案情简介

《起诉意见书》认为,2005年8月南京山南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南京山南)股东袁某、袁天(下称两袁)将各自持有的10%股份转让给石某,石某向其二人支付股份转让金188万元。2006年4月,工商登记资料中关于股东、股份资料正式变更后,石某利用职务便利将股份转让金188万元给公司财务人员入帐,实际挪用南京山南188万元用于支付个人应支付的股份转让金。

三、律师意见及辩护词摘要

(一)关于挪用资金罪部分

接受委托后,我们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石某、进行相关调查等,对本案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地了解。通过上述工作,我们认为,指控石某构成挪用资金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足以定罪。现就与此相关的法律问题提出以下意见,敬请公诉人以考虑。

1、认定石某挪用188万元资金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代理人认为,侦查机关对于上述股份转让的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原因如下:公司于2005年6月成立后,出于经营上的需要,经大多数股东同意,公司计划增资。股东两袁以没有资金为由不同意公司增资计划,提出转让股份,同时胁迫股东仲某(公司董事、总经理)必须同时转让股份。基于公司平稳运转的考虑,仲某同意了两袁的要求。具体转让股份的方案由仲某与袁某、袁天协商完成。2005年9月,南京山南召开股东会,与会股东石某、万某(公司监事)、仲某、雷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一致同意,将两袁、仲某转让的股份(其中两袁20%,仲某10%,该10%未支付转让金)暂时记载于石某名下,对于记载于石某名下20%的股份,以后由所有股东另行分配,对于仲某转让的10%的股份实际上仍归仲某所有。股东会同时讨论了上述20%股份分配的初步方案,并有备忘录,与会股东共同签字。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石某的陈述。石某在会见中多次提出公司曾召开股东会,讨论暂时记载及事后分配相关股份方案等。

(2)部分股东也明确承认存在上述事实。部分股东承认,公司于2005年9月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关于将相关股份暂时记载于石某名下的决议。试想,如果不存在上述事实,在石某被羁押以后、无法与外界沟通的情况下,其与相关股东的陈述为何基本一致呢?石某与相关股东陈述的基本一致,完全可以说明将相关股份暂时记载于石某名下的事实完全存在,而不是主观虚构。

(3)万某、雷某、仲某及王某等的谈话录音证明了上述事实。该录音反映了两袁、仲某转让股份的详细过程,并重点说明了两袁、仲某的股份暂时记载于石某名下、以后另行分配的事实。

(4)公司于2005年9月召开股东会时签署的备忘录。对于该份证据,由于多种原因目前仍无法取得(详见先前向公诉机关提供的材料),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存在的可能性,恳请公诉机关予以调取。

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可以看出,侦查机关认定石某挪用南京山南188万元钱款用于为个人支付股份转让款的事实不能成立。事实上,石某个人从未购买两袁、仲某的股份,购买相关股份属于南京山南股东的集体行为。

2、认定石某挪用100.2万元资金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起诉意见书》认为,2005年8月1日,石某挪用保管在其银行卡内的南京山南业务款100.2万元,打到石某丈夫张某银行卡上,然后又将该款以张某名义打到南京山南账户作为增资款,后因实际公司未办增资,该钱款没有作为增资款。但石某未将该100.2万元打款凭证交南京山南入帐,一直隐瞒该100.2万元本是南京山南业务款事实,至案发时该100.2万元仍然挂在南京山南与张某往来账上。代理人认为,侦查机关对于上述转款凭证等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原因如下:

(1)张某的账户中不存在100.2万元的转款记录。

经查,2005年8月1日,张某的帐户从没有出现这一数字,与起诉意见书中指控的事实不一致。

(2)石某不存在未将打款凭证交给公司出纳的事实。

南京山南于2005年6月成立以后至9月1日,公司未设置专门的财务部门,也未有专门的财务人员。公司的收入、支出等由石某、仲某、雷某等各自决定,相关收入、支出的票据也由各自自行保管,财务上十分混乱。2005年7月,公司聘用苏某作为出纳后,相关票据等交由苏某保管。由于苏某并非专业会计人员,苏某并未统一做账。

2005年8月1日上午,石某用其自备车带苏某到银行汇款,石某将银行底单苏某保管。在此之后,程某将票据统一交给2005年9月1日到公司上班的会计杨玉梅做账,程某再按会计杨某的账进行抄录现金帐。换而言之,山南公司的做账方式与正常的做账方式恰恰相反,本案中至今仍无法找到的上述银行汇款底单,完全是由于当时公司财务处于极端混乱状态所导致。由于账目混乱,2005年10月,程某负责的现金帐出现严重不符,相差数百万元,程某先后又找出一些票据才将帐面差额缩小,尽管如此,苏某的帐面挂帐仍有17万多元,当时公司认为依据公司状况属票据遗失造成,因此一直以挂帐形式处理。与此相关的是,由于南京山南急需资金,2005年8月19日,浙江山南公司以自己名义向浙江金华的一公司借款200万,然后背书给万某,由万某负责汇款到南京山南,但到2006年1月公司财务从未出现浙江山南借给南京山南200万元的记录,相反却出现了2005年9月由南京山南向浙江山南支付200多万元的帐目,因此可以说明当时南京山南公司的财务是处于极端的混乱状态。

由此可以看出,南京山南的账目曾经极其混乱,正是由于这种混乱的状态导致银行汇款凭证的遗失,进而致使上述100.2万元的流转情况无法正确说明。石某从未在主观上试图挪用该款作为其个人的增资款,更未利用职务之便指使财务人员将银行汇款凭证不入帐。

(3)石某未利用职务之便移转100.2万元款项。

正如《起诉意见书》中所述:“犯罪嫌疑人石某和股东仲某、雷某商议后,利用职务便利,隐瞒股东万某、袁某”,将相关款项移转至张某账户。由于仲某、雷某均为公司董事,而公司董事会成员仅为石某、仲某、雷某3人,因此石某移转相关钱款的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公司行为,属于公司所有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的结果,而非石某个人的职务行为。事实上,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移转相关款项用于增资,其增资的对象绝不是石某一人,而是用于所有股东的增资。

(4)石某移转相关款项未对公司、股东造成任何损害。

《起诉意见书》中认为:“后因实际公司未办增资,该100.2万元没有作为增资款。但石某未将该100.2万元打款凭证交山南公司入账,一直隐瞒该100.2万元本是南京山南公司业务未事实。”由于山南公司未能增资,并且该款项已经回至山南公司账户,石某在主观上一直认为款项完全属于山南公司的钱款,其从未将该钱款作为借款或往来款处理,在从未存在将此款归还给张某的想法。因此,石某在主观不存在任何犯罪的故意。客观上,由于该笔钱款处于南京山南的控制范围之内,为南京山南所使用,并未对公司、股东造成任何的损害,石某的相关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3、认定石某挪用95万元资金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起诉意见书》认为,2006年4月21日,石某利用职务之便从南京山南支取现金80万元,5月24日支取现金15万元,至案发时仍未归还。代理人认为,侦查机关对于上述钱款的流转情况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原因如下:

2006年2月28日石某向江苏万元置业有限公司(石某也是该公司股东)的倪某借款100万元,又将该笔钱款借给南京山南使用。从石某向倪某出具的借条来看,具借人的名义是:南京山南投资有限公司石某,并未有南京山南的盖章。因此,该钱款的借款人只能是石某人个,与南京山南无关。虽然该借条的左下角记载有南京山南和石某个人的账户,但并不能说明借款为南京山南,仅仅能反映出该次借款行为具体的履行方式,与借款行为的主体无关。

2006年12月9日,倪某出具相关说明,证明这笔款是他本人借给石某个人的,与南京山南公司无关,南京山南也于12月13日作出调帐处理,向侦查机关说明该笔款项是石某借给公司的,不存在石某挪用公司资金的情况。虽然该些证明为案发后补充,但是,无论是倪某还是南京山南,其作为完全刑事能力的主体,均明知做伪证的刑事法律后果,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些行为属于为石某逃避刑事责任。石某将该100万元转借给南京山南后,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石某随时可以向南京山南主张权利。本案中石某从南京山南支取的95万元钱款,即为石某出借给南京山南的100万元钱款中的一部分。

《起诉意见书》的错误在于,其忽略了石某从南京山南支取钱款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全面、客观地分析和认识问题,将问题集中于局部。

4、石某不存在犯罪的主观故意。

石某作为一个以家族企业为发展背景中年女性,在浙江等地具有极好的口碑。2005年6月与其他股东共同投资组建南京山南以来,为南京国际化工商贸城项目的健康发展呕心沥血,费尽心机,希望以其踏实的工作带领其团队尽快完成全国首家大型的化工交易平台,为六合地方经济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以回报政府、开发区的大力扶持。正是如此,南京国际化工商贸城项目才得以稳步有续的进行,不可否认,石某在项目开发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辉煌的业绩并不能掩盖,由于其个人成长的经历所导致的对法律知识、财务知识的匮乏。就本案来讲,石某自始自终均不存在挪用公司钱款的主观故意,也缺乏挪用资金的客观必要性,其主观上更加关注的是如何将企业运行的更加良好,如何将项目完成的让政府、市民更加满意。

2006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15条指导意见》规定:“对在改革开放、招商引资、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或者失败,要慎重对待,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界限,只要是从有利于发展出发,总体上符合中央精神和改革方向,没有徇私舞弊、中饱私囊,没有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不要轻易立案。”本案中,石某在响应六合区人民政府的招商引资中,从未做出与中央精神、改革方向相违背的行为,没有利用公司为个人谋取私利,更没有侵害任何群众的利益,符合《15条指导意见》中的上述规定,恳切请求公诉人予以考虑!

(二)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

1、被告人主观恶意不深,对法律的认识错误导致其作出本案的相关行为。

被告人作为一个以家族企业为发展背景中年女性,在浙江等地具有极好的口碑。2005年6月与其他股东共同投资组建南京山南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南京山南公司)以来,为南京国际化工商贸城项目(下称化工城项目)的健康发展呕心沥血,费尽心机,希望以其踏实的工作带领其团队尽快完成全国首家大型的化工交易平台,为六合地方经济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以回报政府、开发区的大力扶持。正是如此,化工城项目才得以稳步有续的进行,不可否认,被告人在项目开发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被告人取得的业绩并不能掩盖,由于其个人成长的经历所导致的对法律知识、财务知识的匮乏。就本案来讲,被告人正是基于对法律认识上的错误,导致上述行为的发生,但就其主观上来讲,其更加关注的是如何将企业运行的更加良好,如何将项目完成的让政府、市民更加满意。

另外,从被告人作出相关行为的直接目的来看,主要是为了帮助其他股东解决在注册资金上存在的困难。本案证人万某、仲某、陈某等所有股东的证言完全可以证明(1、仲某的证言,证据卷一,P41,P43,P47,P48,P49,P52;2、万某的证言,证据卷一,P58,P59,P64,P66;3、陈某的证言,证据卷一,P68,P69,P75,金的证言;4、仇某仙的证言,证据卷一,P119,P120;5、袁心岳的证言,证据卷一,P125)。仲某、陈某等是在没有注册资金或不足的情况下,所有股东协商一致由被告人和万某筹集不足部分,因此被告人筹集资金的行为属于股东的共同行为,并且是为其他股东服务。如果被告人不是为了将个人的事业做的更好,她完全没有必要置浙江已经发展的十分良好的事业于不顾,更不会在部分股东缺少注册资金的情况下,自己帮他们去筹集资金。由上可以看出,被告人的主观恶意不深。

2、被告人的行为在客观上未造成严重后果,社会危害性不大。

首先,被告人的行为基本没有影响地方政府的正常管理。南京山南公司成立后,对于应当缴纳的土地保证金等费用,均严格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予以完成,不存在任何拖欠情形,地方政府的利益基本未受到损害。其次,被告人的行为没有影响南京山南公司的正常运转。被告人作出上述行为前后,化工城项目的立项、规划、征地、建设等工作均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到目前为止,公司运转良好,相关部门对于项目的进展情况较为满意,被告人的行为未曾影响化工城项目近期和长远规划目标的实现。再次,被告人的行为没有损害南京山南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成立后,由于运转良好,从未因上述行为影响对公司债务的偿付,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切实保护。最后,被告人的行为没有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正如法庭调查中所述,被告人之所以作出上行为是为了帮助相关股东解决在注册资金上存在的困难,而非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3、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悔罪表现明显。

从庭审过程以及案件材料中,完全可以看出,被告人的态度十分诚恳,能够积极将本案的事实情况,如实的向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供述,其从未以任何方式回避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对本案的调查和审判机关审理。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的悔罪表现十分明显。

最后,从本案发生的大环境来看,其出现在全国各地经济建设迅速发展、招商引资势头高涨的时期。在此过程中,由于当事人不懂法、不学法所导致的违法违纪甚至犯罪行为屡有发生。对此类问题,我们应从思想认识和具体问题处理上,结合改革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妥善处理,不能一概严厉打击,否则,改革创新、招商引资将难以进行。正是基于这一原因,2006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15条指导意见》规定:“对在改革开放、招商引资、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或者失败,要慎重对待,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界限,只要是从有利于发展出发,总体上符合中央精神和改革方向,没有徇私舞弊、中饱私囊,没有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不要轻易立案。”本案中,被告人在响应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中,从未做出与中央精神、改革方向相违背的行为,没有利用公司为个人谋取私利,更没有侵害任何群众的利益,符合《15条指导意见》中的上述规定,恳切请求合议庭予以考虑。

综观上述情况,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较轻、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认罪态度端正、有明显的悔罪表现,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理或不予刑事处罚,以让其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以上意见,敬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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